中国商报/中国商网（记者 张仲超）作为上海城市的原点，黄浦区不仅是全市商业中心，也汇集了众多机关行政单位，而且是上海老城厢所在。
1949年12月，上海解放七个月后，“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在宝兴里宣告成立。这是上海首个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由居民自发成立的居民委员会。
2006年，上海市民政局发文，将发轫于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三会”制度在全市推广。2017年，“三会”制度写入新修订的《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2018年，该制度入选“上海改革开放标志性首创案例”。
从首个居委会以“居民福利委员会”的名称诞生，到“三会”制度普遍推行，再到如今的居委会特别法人身份的确立，这座城市对于社会治理、居民自治的生动实践和行进轨迹在黄浦区清晰演绎；它也见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这座红色之城顺应不同时期的矛盾及需求，对于社会治理方式及理念的不断发展及自我革新。
就在去年，上海市民政局将首张居委会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颁发给黄浦区外滩街道宝兴居民委员会。这里，是上海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历史起源，未来也将寄望开启社区治理的新篇章。
“居委会是最直接、最深切感知百姓所需的地方。有了这张‘特别法人身份证’，居委会就能更有效筹措资源，更精准对接需求，更顺畅地为群众办好事、提供服务。”宝兴居委会主任这样理解。
曾经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推选出了居民代表
宝兴里，位于金陵东路、福建南路、浙江南路、宁海东路围合之间。
解放初期这里治安混乱，环境也差。当时各种市政管理机构尚未建立，许多居民日常生活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管理只能“自给自足”：彼时，宝兴里每幢房子推选一名居民代表，选出了17位居民作为“福利委员会”委员，下设治安、卫生、文教组。
福利委员会成立后，里弄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民警一起帮助居民打扫卫生、疏通阴沟、维修旧房。福利会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努力调解各类纠纷。
在福利委员会助推下，宝兴里率先融入新社会，建设新社区。1949年12月30日，文汇报记者杨苇堤采写了《宝兴里换了新面貌》；1950年2月，文汇报又刊发长篇报道《从宝兴里看里弄组织》推广“宝兴里”经验。
1951年4月，福利委员会改名为居民委员会。
城市社区治理及居民自治的轨迹逐渐清晰
如果说宝兴里是上海居民区自治基因的萌生阶段，那么这颗执着而坚强的种子在此后70年的岁月里得到了最好的滋养和灌溉。
何蓉蓉，宝兴居民区原党总支书记。她从小辫子姑娘到花甲老人，扎根社区近40年没“挪过窝”。她见证了城市社区治理及居民自治的清晰年轮。
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随着居（村）委会的建立，社区治理确立了当时的关键词：卫生、治安。何蓉蓉回忆称，那时每周四街巷里都要敲锣打鼓，把大家从家里唤出来大扫除，参加治安管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当物质生活逐步丰富起来，社区工作重点就发生了转移。很多居委在党建的引领下，结合各自实际开创特色工作，比如宝兴里的“零火灾”工作品牌。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改造，新型居住区大量出现，“熟人社区”格局被打破。“仅凭一颗真心”不够用了，居民自治需要更科学更完善的架构和机制。于是，以黄浦五里桥街道为代表的老城厢里诞生出以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为内容的“三会”制度，引导居民民主协商，通过充分沟通协调解决矛盾争议。宝兴里也自然建立起了能够有序实现居民区自治的新机制。
近20年来，从“三会”诞生之初居民各说各理、相互矛盾，到后来能高效集中意见、形成方案。“三会”制度也在不断升级版本，变得越来越好用。
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路径如何筑基
历经沧桑，如今的宝兴里已是环境整洁、秩序安定、邻里和睦、生活方便的市级文明小区。今年3月，它在社区自治力量的助推下，完成了增设充电桩、改造水斗等项目。
而在“三会”制度发端的五里桥，每年共召开30多场议题征询会，征集、解决各类议题超过500项，帮助居民“攻克”了社区垃圾分类利用、沿街商铺管理、老旧电梯维修等新涌现的难题。
70年间，城市自治基因正遵循着拔节抽穗的生长逻辑——首先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动员大家热情；而后在特色工作创建中让“参与”成为一种习惯养成；之后搭建平台，让群众在实践中学会准确梳理、表达自身诉求；最终，把居民群众推向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前沿，行使民主决策、管理、监督权利的同时，也学会自我管理、服务、教育及约束监督。
长期观察研究社会治理、居民自治的五里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沈永兵这样期待、展望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的未来：数十年的实践，不仅提升了居民的自治能力，更重要的是为居民提供了参与自治的组织化渠道，使居民得到了恰当的基层民主训练——熟悉了组织的运作规范，了解了与政府、市场的合作与运作规则，更通过自治实践培养起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协商意识，积累了政治参与的经验和技巧。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有了更多号召力和威信，领导群众自治的活力得以增强，将有效推动广大居民有序、高质量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